20世纪30年代，维也纳艺术史家与心理分析学家恩斯特·克里斯邀请他的朋友E.H.贡布里希参与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涉及心理学与神经科学，对二战盟军的获胜做出了贡献。他们的研究主题是：漫画的心理学及其在宣传中的滥用。

虽然他们的合著最终没有完成，但他们的合作却是连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政治意识卓有远见的早期尝试。他们的合作激发了贡布里希对知觉、图像制作和创造性等问题的思考。

在《心理学、艺术与政治——恩斯特·克里斯、E.H.贡布里希与漫画研究》这本精彩的传记性学术研究中，作者路易斯·罗斯追踪着维也纳两位知识巨擘的足迹，探讨了克里斯和贡布里希的这一研究，并以历史为序向读者展示了为什么漫画表达了共和政权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分歧。借助丰富详实的记录性材料，罗斯细致入微地重建了乱世之中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轨道，揭示了希特勒广泛的破坏性以及弗洛伊德持久的影响力。

《心理学、艺术与政治——恩斯特·克里斯、E.H.贡布里希与漫画研究》

[美] 路易斯·罗斯  著

牟春  译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22年1月

在本书中，克里斯和贡布里希的漫画研究提醒我们，在某些历史时刻，政治可以像艺术和心理学一样在我们内心生活的深处为我们提供一个方向。

左：《对青年艺术家的忠告》

这幅画最初属于 19 世纪的大师柯罗。柯罗是杜米埃的朋友、同事，并且是杜米埃在古典传统内部进行反抗的同道。

右：《历史的一页》

雨果反拿破仑主义的《惩罚集》自 1853 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以来就在法国遭禁。1870 年 10 月，它最终在法国问世。它印证了第二帝国的瓦解并使人们忆起共和国的往事。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美学学科点负责人牟春老师，作为《心理学、艺术与政治——恩斯特·克里斯、E.H.贡布里希与漫画研究》的译者，为本书作序，对本书做了较全面的评述和解读，我们在此分享，以飨读者。

战斗的悲观主义 

——贡布里希、克里斯二战前后的

漫画研究与政治参与

牟  春 / 文

1949 年，经受二战摧残的世界百废待兴，贡布里希与他的合作者兼好友恩斯特·克里斯早已因德奥合并离开了他们热爱的故土维也纳。彼时，贡布里希已重新入职英国伦敦的瓦尔堡研究院，而克里斯则在美国纽约心理分析领域立足。凭借自己的学术声誉，克里斯为贡布里希争取到了一份洛克菲勒研究基金，他急切盼望老友赴美，再续战前二人在维也纳学术合作的“前缘”。据贡布里希叙述，他刚到美国，就被克里斯拉去品尝美国的特色甜品——香蕉船冰激淋。他对此评论说“在我们两人都经过这些悲惨忧虑的年头之后”，赴美与克里斯重温学术旧梦的那几个月“显得非常幸福”。罗斯教授的著作引我们欣赏战前两人因学术合作而碰撞出的智性火花，向我们展现两人在二战期间背井离乡、搁置学术研究的困苦生涯，也邀我们领会战争前后两人在学术研究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矛盾与徘徊。读罢掩卷，我们大概更能体会，为什么那份作为重逢见面礼的冰激凌显得特别甜蜜、特别幸福。

《过去、现在、未来》

在这里，杜米埃把中产阶级的自满和君主的压迫融合为了一个形象。中产阶级的过去中包含着专制的未来。

虽然贡布里希赴美数月与老友克里斯通力合作，竭力在四个不同版本的漫画书稿和提纲之间寻觅主线，但他们最终没能挽救这个研究项目，未能出版这份倾注二人无数时光与心血的漫画手稿。根据罗斯教授的阐释，漫画手稿未能出版主要是因为时过境迁，贡布里希和克里斯的学术兴趣和重心早已转移。对于贡布里希而言，图像的认知心理学已经成了他念兹在兹的研究问题。1950 年出版的《艺术的故事》把漫画与表现主义相连，引发人们重新思考图像变形的认知心理问题；接下来奠定《艺术与错觉》基调的梅隆美术讲座则把漫画放在图像等效性这一知觉再现心理学的大框架下来考察。对于克里斯，他的研究兴趣则早已从艺术史领域完全转向了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自我如何在艺术中对“退行”进行利用才是他关注漫画问题的焦点。虽然早在战前，克里斯与贡布里希的学术侧重点就有所不同，但正如罗斯教授提示我们的，漫画作为共和艺术的演变乃是整合战前漫画手稿重要的主题之一。失去了这个主题，战前手稿汇集在一起的艺术内容、心理内容和政治内容就会变得支离破碎，难以融为一个整体了。

《1868年的桂冠》

频繁的欧洲条约谈判紧跟着不断的军事行动：1864 年法国占领墨西哥以扶植马克西米连皇帝（Emperor Maximilian）；同年普鲁士占领施莱斯维格 - 荷斯坦斯坦（Schleswig-Holstein）；1866 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随后普法继续集结力量在 1870 年展开了普法战争。这幅石版画也是 1926 年莱比锡出版的反战合集《杜米埃和战争》中的一幅。

那么，罗斯教授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业已被贡布里希和克里斯放弃的研究项目，并执着于为此著书立说呢？从个人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在维也纳成稿的漫画著作虽未出版，但克里斯和贡布里希的这项合作却对二者之后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对克里斯而言，漫画研究是他从艺术史研究转向心理分析的一次思想大冒险。从此，他将与自己早已熟练掌握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方法告别，全力以赴追随弗洛伊德开创的更富挑战的思考方式，为战后成为美国自我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蓄力。对于贡布里希而言，这个合作项目的意义则更为重大。因为当克里斯找到贡布里希这位研究漫画的合作助手时，贡布里希的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亲眼见证并跟随这位比自己年长 9 岁的前辈穿梭于新的研究领域，必定令贡布里希大开眼见、印象深刻。克里斯在治学上“前进和后退的节奏”，他复杂的头脑，他从艺术史、心理分析通向一般性问题的哲学冲动肯定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贡布里希，并成为贡布里希日后探索研究效仿的典范。罗斯教授细腻生动地叙述了二人合作研究漫画的缘起缘落，对这一研究是如何影响二人的学术志趣和学术立场更是洞见深厚，跟随他智性的评点，我们不难推测，贡布里希想从“艺术史出发去寻找一个更广阔的天地”的热情，他希望“思考那些与艺术史的研究有着广泛联系的问题”的冲动，正是在漫画研究的过程中慢慢生根发芽的。

《书商和出版商赫兰德和福斯的橱窗》

（The display-windows of the booksellers and publishers Holland and Fores ）

从文化史和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虽然战前的这份合作成果并未刊行，但其内容和才思早已汇入了克里斯与贡布里希所在的研究领域，成为艺术史、艺术心理学甚至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1937 年，克里斯赴英国瓦尔堡研究院宣读漫画研究的部分成果，致使当时瓦尔堡研究院院长扎克斯尔起意推动出版这部手稿。战后，他出版的艺术心理学杰作《艺术的心理分析探索》更是吸收和转化了战前漫画手稿的内容。至于贡布里希，二战初期，他就应企鹅出版社之邀，把这部手稿改写成了一个流行的小册子。战后，他又在《艺术的故事》《艺术与错觉》以及最后的著作《偏爱原始性》等多部著述中不断论及漫画，漫画探讨显然成了萦绕他漫长学术生涯的一支不时奏唱的副歌。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令克里斯和贡布里希不断产生灵感的话题，这样一部让他们持续心悬意念的手稿最终却没有出版。罗斯教授之所以要从政治史入手审思和整理这段历史原因正在于此。他向我们勾勒出维也纳政治危机不断升级的社会环境，描述了整个欧洲被战势裹挟的紧张节奏。克里斯和贡布里希的漫画手稿是在奥地利共和国步步沦陷的背景下写就的，于是作为共和艺术的漫画便成为二者学术思考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面。尽管克里斯凭借自己在艺术史界和心理分析领域的学术成就和外交才能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他在维也纳兴办的杜米埃展也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声誉，但开放自由的学术风气难以驱除维也纳排犹的阴霾，欧洲人文科学长期营建的精神堡垒也无法放缓德奥合并和二战连续逼近的脚步。

《三个版画爱好者观赏拉菲特的作品〈夜间阅军〉》

杜米埃钦佩奥古斯特·拉菲特（Auguste Raffet）的作品。在这幅画中，拉菲特描绘拿破仑一世夜间阅军的著名版画作品吸引了 3 位男士的注意。在杜米埃的这幅画中，拉菲特的版画画面昏暗难明，这也许意在激发人们把第一个拿破仑和第二个拿破仑进行比较，对于第二个拿破仑，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开篇所言，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闹剧。

最终，具有犹太血统的贡布里希和克里斯都被迫离开了维也纳。二战的爆发和战争的不断升级使二人无法再专心从事他们各自的学术工作，漫画手稿的出版也自此搁浅。克里斯早早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反纳粹的政治事业之中，贡布里希战后不久也离开了瓦尔堡研究院，全力以赴从事英国广播公司的监听工作，并成为最早把希特勒的死讯汇报给丘吉尔的监听员。一口气读完罗斯教授的整个故事，我们会发现他不仅善于工笔细描二战前后政治的大格局，更善于用私人信件演绎动荡时代的真实人生。看到贡布里希和克里斯笔尖的相互倾吐，我们仿佛亲见其人，感受到了他们对自身命运的忧患，对彼此境况的挂念，对学术研究的眷恋和对战后重建的焦虑和期待。

无论是在战争中放下书本投身政治，还是战后放弃政府职位重回学院；无论是为出版漫画书稿不辞劳苦地奔波斡旋，还是战后放弃出版这份书稿的不得已的决定；罗斯教授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在纵深处为我们打开了思索学术研究和政治参与关系问题的复杂图景。在他流畅优雅、不疾不缓的历史叙述的带领下，我们大约更能贴近克里斯和贡布里希每个重大决定背后的观念逻辑，相信这些决定无一不体现着他们的政治信念、学术立场以及他们对自身通透的理解。也许，对于身处乱世的学人而言，是在心灵中安放一张平稳的书桌，还是积极投身政治，这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答案。应该何去何从本就端赖于每个学人身处的具体社会政治环境，他对这一环境的理解，他自身的能力以及他对自己要过何种生活的定位。

左：《未成年人的证词》

画面描绘了法官审问女孩结束后的一个环节，杜米埃对这个环节的刻画加强了审问过程的冷漠无情。这幅画一度曾属于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

右：《立法委员》

这幅画有一个副标题《1834 年改建的立法大厅中的立法议席》。杜米埃描绘了立法大厅中的议席，代表们一排排挤在一起。这幅画描绘了中产阶级人民代表的群像。两个月后，巴黎人民修建街垒以反对其政府。

当罗斯教授2018年年底为本书中文译本撰写序言之时，新冠肺炎疫情还未爆发，其大流行也还是未知之数，当时他就在序言中提到，我们可能会再次面临克里斯和贡布里希曾经面临的挑战，即“生活在那种激发多种不确定性的现实之中”。谁知，他竟一语成谶。不过，也许正因如此，克里斯和贡布里希在二战前后的这段故事才更值得我们一读再读。鲁迅曾言，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克里斯和贡布里希堪称“真的勇士”。他们不仅时刻保持智性上的清明，并且永远不放弃为理想而努力，为那种不带幻想的理想而努力。罗斯教授称这种学人应该秉持的态度为“战斗的悲观主义（combative pessimism）”，也称之为“不抱希望的希望（hopeless hope）”。这种直面现实却绝不放弃努力的精神彰显在克里斯和贡布里希的学术研究和政治行动中，也充溢在罗斯教授严肃认真的历史叙述中。在我看来，它实是西方人文学术生机不断的魂魄与根基。